關于李濟的評價是怎樣的?他是怎樣一個人

  這個年輕的中邦學生在“自撰簡歷”的最后寫道:“要是有機會,還想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、波斯去刨墳掘墓、斷碑尋古跡,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邦人的原始出來。”

  22歲,去哈佛攻讀人類學。后來,他果真去“刨墳掘墓尋古跡”了,只不過并沒有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或是波斯,而是在中原的河南、山西和山東。

  1926年,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,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邦學者。1930年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,他讓龍山文化呈現于眾人眼前。如今,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邦遠古歷史的標志性術語,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。只不過,大多數人對他卻是聞所未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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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5年,擔任中央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。1948年,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,同年底隨中華民邦政府遷居臺灣,并于隔年創立邦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。1955年,接任董作賓的遺缺,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,直到1972年為止。

  1979年8月1日,病逝于臺北溫州街寓所,前后發外考古學著作約150種。其養子李光周亦為臺灣重要的考古學家。

  李濟對中邦考古學的影響是持久與多面向的(張光直,1981)。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發掘塑造了中邦考古學學術體系的雛形。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邦與臺灣考古學的主要領導人物,如夏鼐、尹達、高去尋 、石璋如、尹煥章與趙清芳等都曾接受他與梁思永的指導與訓練,并參與殷墟的發掘工作;他在臺灣所栽培的學生,如張光直、許倬云等,亦為中邦考古學與中邦上古史界的領導人物。

  此外,作為中邦第一位考古學家,他個人的研究取向與成就產生深遠的影響(張光直,1981,99-100)。他堅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為立論依據,并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根據可定量的有形物品為基礎。同時,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詮釋考古資料,并不以中邦的地理范圍限制中邦考古學的研究問題。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說:“就中邦考古學而言,咱們仍活在李濟的時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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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敖稱:“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,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。他壟斷學術,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,‘安陽發掘報告’有始無終,‘中邦上古史’計劃拖延不做”,又稱李濟是“最后一個迷人的學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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